第三章 众渔民卸货闹渔港 包税人黑心加厘税（2 / 2）

“你就会撒谎吹牛皮，闲话比屁还多。”周廷锴愤恨地说。

“你别找我的茬。有了相好的，迟早会让人知晓的么。”周兰生大不咧咧地说。

周廷锴一把抓住周兰生的胳膊就想摔倒他，朱宝根也从周兰生的身后抱住了他的腰，三个人扭成一团。周若祥就吆喝道：“饭吃饱了，有力气没地方用是吧？都干活去！把手底下的活路抓紧了。全是些没出息的货色，自小就会窝里斗！”

邵家的族人邵阿兴正在码头搬鱼，竖起两只耳朵倾听着他们的对话。他两只眼睛一直紧盯着周廷锴，心想：这个讨海的瘪三，跟我一样破衣烂衫的，穷得浑身上下只剩一根屌了，竟想娶邵老爷家的千金？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！

周若祥大声喊道：“都巴结点做活了，扯嘴皮子能填饱肚皮啊！”

渔民们都散开了，各自忙碌起来。周若襄走到周若祥的身边轻声地问道：“这毛鲿鱼咋弄呢？”

周若祥略加思索后说：“先放进冰鲜仓里，别让鱼臭掉了。明朝天不亮时，你和廷锴把毛鲿鱼送到宁波卖给渔行，要让渔行开了缴税的票据，别弄巧成拙惹了事端。”

周若襄喜悦地说：“你尽管放心。我是三只手指捉螺蛳，十拿九稳的！”

渔港码头的不远处有两间石板屋，门口左侧竖着一根木制的旗杆，一面上书‘奉旨抽厘’的锦旗在杆头飘荡着，那就是宁波厘局设在天台镇渔港收税的分卡了。这厘税原是当年闹长毛的时候，清廷为筹集军费便在各县设了厘局，为征收往来货物设的税种。后来贪官污吏们私自增设分卡，弄得十里一局五里一卡；逢路设卡，逢人收税，过几道卡就收几道税。倘若你挑一担米走过几里路，收的厘税就比米价都多了！

清末，天台镇的码头便已停靠了冒着黑烟的小火轮。这些小火轮，将天台镇的海鲜珍馐与山间瑰宝送往宁波的市集。梭子蟹被精心包裹在刨花中，即便长途跋涉至北京，依旧活力四溢，坚硬的壳下隐藏着鲜嫩的肉质。三四斤重的大黄鱼，全身闪耀着如金子般的光泽；而三四指宽的带鱼则闪烁着铮亮的银光；鲜美的牡蛎，可以在集市上现剥现吃；蘸上调料，其肥美的肉质洁白如玉，令人回味无穷；山间的嫩笋，带着清晨的露珠，被送到了上海的餐桌，为食客们带来一丝清新的山野气息。这些新鲜的海鲜与南方的特产，在宁波或上海的市场上都能卖出令人满意的价位，彰显出天台镇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丰富的物产资源。

商贩们卖出了鱼虾山货，返回乡里时又带了五金、百货、食物等各类商品到集市上去卖，挣的是来回两头的钱。由此，每到渔汛季节，南北各地的商贩们就云集在天台镇，收购各类时鲜鱼货和鱼鲞、咸鱼、黄泥螺、戗蟹等抢手货。商贩们用蒲包和竹筐装了货物，车拉船装地运往内地及海外。天长日久，集市日渐繁荣。天台镇遂成了国内知名的干鲜海货和南货的交易集市。

清末，衙门的管理体制中缺乏系统化的税收机制，以及健全的财政收支体系。军队将士们的主要经济来源竟依赖战时的掠夺。而地方官员，则依赖着制度化的贪腐和受贿手段来维持生计。他们明目张胆地利用职权进行贪污受贿，包税制与诸多不公正的规矩交织成一幅残缺的税制画卷，与制度化的腐败融为一体。这正是经济学家们所描绘的那种坏资本主义的显着特征。

清廷在与外国列强的多次交锋中，屡战屡败，只能以割地赔款的方式来换取短暂的安宁。朝廷每年都要向各国支付巨额的赔款，导致财政陷入了极其拮据的境地。为了填补巨大的财政黑洞，朝廷不得不采取卖官鬻爵的手段，以搜刮民脂民膏来填补财政的亏空。因此，朝廷上下盛行起了卖官的风气，官职被标价出售，价格逐年下滑。然而，这些被售出的官职大多只是空有其名的虚衔，而无实质性的职位。若你希望获得真正的职位，就必须再付出更多的银钱来打通上层的关节，这样或许还有一线希望。

邵云善凭着祖上传下来的几十条渔船包租给渔民，一年到头也有数万两的银子入账。他拿出些银子买了个候补知县的顶戴。邵云善花了大笔的银子只落个虚衔，心中委实不甘。做官就是为了发财，这种赔本生意谁会去做呢！他寻思只有补了实缺方能捞回买官帽的银子。可花钱买官的财主多如牛毛，衙门里的差事早就人满为患，哪有空缺等你来补的。即使你肯掏大把的银子孝敬县太爷给你弄个实缺，又大都是出力不讨好又没油水的苦差事；别说捞回本钱，只怕是自己还得贴赔些饭菜钱。

当时地方的税收是可以由士绅包收的，叫做包税人。包税人与收税官商定税收的数额，只要交够数额，剩余的就是包税人的利润了。邵云善算计道：花大笔的银子去捐官，还不如在天台镇做个包税人坐地抽税，那才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呢。于是乎，他带了不菲的银子孝敬了县太爷，得了个包税人的名头。从此后，他便在天台镇设了厘卡坐地收税。

“皇权不下县”。古代行政机构最低一级就是县，更低级别的亭长、里长都是推举出来的乡绅担任。乡村都是通过乡绅实现自治，县府官员想要对地方征税，都是通过乡绅来执行的。邵云善当了包税人，实质上也就是当了天台镇的一镇之长，只不过当时叫做亭长。县衙要征税，只得通过他来执行。

那时节，当个厘局的收税官甚至肥过县太爷。收税官可以编织各种借口，在正规赋税之外加征各种规费，这些规费便是收税官的收益。以当时的行情，若有一两银子进到国库，至少也有一两银子落入了收税官的囊中。而后，演变成漏入贪官污吏腰包的银子，远比缴入国库的多出数倍。

邵云善当了天台镇的包税人，便在渔港仓库附近建了两间石屋。石屋前树了一根杆子，上面挂着一面“奉旨抽厘”税旗，每日早上升旗，傍晚落旗。每到渔汛季节，码头边放一张长桌和几杆大抬秤，邵云善便坐在长桌中间的太师椅上，坐镇厘卡收税。那就是宁波厘局设在天台镇渔港收税的分卡。

厘税原是当年闹长毛的时候，清廷为筹集军费，便在各县设了厘局，为征收往来货物设的税种。后来贪官污吏们私自增设分卡，弄得十里一局，五里一卡；逢路设卡，逢人收税，过几道卡就收几道税。倘若你挑一担米走过几里路，收的厘税就比米价都多了！

邵云善做包税人不过年把的光景，就轻松地收回了卖官花费的全部银两。而且，他还在天台镇靠近山脚的地界购得几百亩良田。他的大儿子邵家骏又在天台镇开了一家最大的渔行，叫做骏龙渔行。渔行把渔民的渔获低价收进，运到宁波和上海高价售出；再从外埠运来修造渔船、编织渔网，以及生活所需的煤油等物料卖给渔民，做的是两头赚钱的生意。渔行还给渔民们赊账提供各种材料用品，既赚取商品差价，又坐收高利贷的利钱，多头赚取渔民们的血汗钱。

数十年来，天台镇的行政、财税大权，派捐、收税、缴粮、收银都经过邵家的手。邵云善更有米糠里榨油、瘪虱皮中挤血的手段，从中揩油拔毛无数。邵家便由此聚财，遂成为天台镇的首富。邵云善请来了风水先生在镇上选了一块风水宝地，运来福建的石材、南洋的花梨木、西洋的彩色玻璃建了一座豪宅。宅院楼阁飞檐挑梁，白墙黑瓦；门墙、梁柱上均雕有飞禽走兽和才子佳人的故事；黑漆的大门上打满了铜泡钉。宅院的门口卧着一对石狮子，那是用福建东山的草青石雕就的，这种石材任凭太阳暴晒也不会烫手的。

这座宅子，几乎成了天台镇的衙门，百姓们有了难事，都是要到这里来上供求镇长的。